中国人遭遇离婚困境：为房子为孩子为拆迁款

　　为了一套房子、一个孩子、一个学位、一笔拆迁款、一笔取暖费……他们“离婚”了。为了结婚买房，又为了买房离婚，这正是一部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困境。

　　离婚有风险：买房须谨慎

　　杜太太心里的一根弦断了。

　　3月6日，她和老杜在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了离婚证，13天前，也就是2月21日，他俩才刚刚在同一地方领了结婚证，握拳宣誓的那一刻，曾经让她觉得很神圣。

　　“办了离婚，就像是心里的一根红线被剪断了，感觉已经完全不同，心态被改变了。”

　　那天，去离婚的人很多，杜太太的身边就坐着一对为买学位房而来离婚的夫妇，她向他们请教怎样写好离婚协议，依照前辈的指引，她在离婚原因一栏写下：夫妻感情不和。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为了一套房子。

　　自2010年起，离婚便成为中国历次房产新政打击炒房客误伤刚需族的副产品。

　　杜太太是上海人，老杜是北京人，他们是去年认识的。

　　来上海前，“IT男”老杜贷款在北京五环外买下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，作为一名事业单位职员，杜太太并不想离开上海。婚后，他们很快看中了上海外环一套96平方米总价180万元的二手房。

　　老杜卖了北京的房准备交首付，但夫妻俩发现，2011年出台的“新国八条”“认房又认贷”的强制性规定使得他们“被二了”杜先生虽然卖掉了第一套，但留下了贷款记录，杜太太没房也没贷款记录，但即便用她的名义买房，她也会受丈夫有贷款记录所累而“被二”，“就像是在我们身上打了钢印一样”。

　　杜太太婚前并未意识到这点，他们被“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，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%，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.1倍”的政策困住了。杜太太算了笔账，如果首付80万元贷款100万元，首套房贷利率是8.5折，二套房贷利率是1.1倍，两者利差相差30多万元。

　　银行的信贷员给他们支了个招：要想二套变首套，政策性离婚，“新国五条一出，二套的利率很可能会升到1.2、1.3倍”。“很显然，我们是被政策误伤的人”，杜太太说，当双方父母得知要通过离婚来买房的消息后，叹了口气，骂道：“变态的政策。”

　　杜太太和老杜离完了婚，向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，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。

　　自2010年起，离婚便成为中国历次房产新政打击炒房客误伤刚需族的副产品。今年3月1日，“新国五条”细则出炉，限购限贷愈紧，其中对卖家出售第二套房产的升值部分征收20%个税的规定，成为狙击二手房交易的一道“杀手锏”。为抢搭政策末班车，“过户潮”、“离婚潮”屡创新高。

　　政策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政策性离婚成了开发商、房产中介、银行信贷员、买家和卖家的一场合谋。

　　开开心心来离婚、高高兴兴去买房的场景在各地民政局门口上演，郑州市房管局的办事员连续加班一个礼拜，结果在三八妇女节那天，有窗口工作人员累到休克，被救护车拉去医院抢救。

　　“一边发钱，一边征重税，压房价，这就好比一边在洗澡盆里放大水，一边用个脸盆压水花！”

　　深圳的王太太最近也离了，因为第三套房子。

　　王太太是在2002年去的深圳，次年，她在父母帮助下花62万元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，2005年，她和老王结了婚，两人花108万元合买了一套155平方米的婚房。老王是深圳一家知名台资企业的大陆高层干部，这家企业为留住核心人才，推出了一项配房的留才政策，条件是要续约8年才能过户，2006年，老王续了约，分到一套公司附近107平方米的房子。

　　今年，王太太和老王想去办理过户手续时，他们遭遇上了深圳“本地户口限购两套房”的限购令。王太太打电话给房管局，房管局重申了政策。老王的公司只给了两周办理期限，如因个人原因无法过户，你要么放弃，要么在成都或烟台选一套同等价值的房子。

　　于是，老王像他们身边的许多同事一样，走上了政策性离婚之路。老王净身出户，把房子、财产和孩子都给了王太太，这让王太太的父母非常感动。王太太给限购的评语是“这是违反市场规律、反人性的政策”，她质疑道：“天天出国十条、国五条，可是你看看照样有房叔房姐，政策真正打击到的是投机者还是小老百姓，我不知道。我的观点是，降房价的关键是政府要让利：降地价、多建保障房、慎发货币，而不是屡屡在发展商和消费者身上下刀子！”

　　王太太的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，她最大的纠结是，到底要怎样跟孩子和老师解释她目前的婚姻状况。

　　在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看来，未来行将推出的“房产税”也将成为“假离婚税”。他在最近的一篇《学习朱镕基，暂停“国五条”！紧急刹车，平息离婚狂潮》文章中写道：“新国五条”出来当天，我和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立即研究了条文。我们得出一致结论：这一定会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“假离婚”潮。因为，税太重，伤害太大。我们算了一下：2001年复旦附近5000元/平方米的学区房，现在涨到4万～5万元/平方米了；120平方米(上海无小房)的房已500万元了，减去当年50万元，差价450万元，要交90万元的个调税。而假离婚，办个手续70元吧；再复婚，再70元吧。要90万元，还是要140元呢？

　　“弗里德曼说过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，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。”谢百三说，“你发了那么多票子，房子能不涨吗？一边发钱，一边征重税，压房价，这就好比一边在洗澡盆里放大水，一边用个脸盆压水花，何等荒唐！”

　　婚姻登记处是房市晴雨表。但玩“政策性离婚”有风险，一不小心就会鸡飞蛋打、人财两空。

　　老李，天津个体户，最近，他准备离第二次婚。

　　老李和李太太是河北唐山人，两人是隔壁村的，一条天津到秦皇岛的高铁要从老李的村里过，每户能有几千块钱的分红，李太太以结婚迁入的方式拿到了分红。李太太的村里有附近最好的小学，当她想让自己孩子入读时，就遇上了户口的问题，派出所说，只有离了婚的人才能投靠父母回迁，于是，老李和李太太离了。

　　2005年，老李和老婆复婚，两人到天津创业，过了几年，他们在天津按揭买了一套两室一厅88平方米的房子。这些年生意尚可，小有积蓄，老李准备在天津再买一套60平方米的小户型给父母养老。为了二套变首套，老李准备再离一次。“被逼无奈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别人也都这样弄，其实不想这样弄，可实在负担不起这个成本。”老李说，“一个证不能承载太多它不该承载的东西，当我的生活利益受到巨大损害时，我会选择忽略它的象征意义。”

　　老李的经历并不是最离奇的，在北京，为避开2011年出台的“京十五条”中“外地人须连缴5年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”的最严限购，有房产中介“做局”，非京籍人士与原配离婚，与陌生京籍人士闪婚购房，闪离，与原配复婚，完成“曲线购房”，一举三得。

　　2011年，沈阳出台房产限购令，沈阳一家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发现，有一对夫妻为了交易多套住房，居然离婚7次复婚7次。“这种离婚可能是一些有钱人多年前购买的多套房，现在一套一套地卖，为了避税。”在沈阳，离婚旺季通常是春节刚过、房交会期间、供暖期之前、高考结束后……工作人员说，像房交会和供暖期之前离婚的，有不少属于“政策性离婚”。

　　“婚姻登记处是房市晴雨表”，新“国五条”细则出台后，宁波老三区单日离婚量为平时4倍。昆明市五华区婚姻登记员罗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“昆明每年大概有2600对离婚，每月离婚人数基本平稳，在200对上下浮动，若是遇到房产政策变动，估计大概有10%的申请人员是政策性离婚”。宁波市民政局统计，2012年宁波14858对夫妻劳燕分飞，约两成是“假离婚”。天津市河东区民政局婚姻登记部门统计，有23.7%离婚夫妻为购房办了“假离婚”。

　　“政策性离婚”或为房子，或为超生，或为出国，或为躲债，或为避税，或为低保、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、养老保险补贴，或为多得征地补偿。天津宝坻区有个村要征地，只要在村里有户口就有土地补偿款，一名男青年因女友未达法定婚龄，竟和准岳母登记结婚，准岳母“嫁”到该村拿到补偿款后再离婚。

　　玩“政策性离婚”有风险，一不小心就会鸡飞蛋打人财两空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过一个案子，李先生和张女士为了在拆迁中多得房子离了婚，房产、基金全登记在李先生名下，十几年过去房子一直也没拆，李先生因为癌症躺在病床上，张女士去民政局请婚姻登记员来医院准备办复婚，结果晚了20分钟，李先生去世了，张女士一夜白头，好在最后通过法院争取到了亡夫一半财产。